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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的哀歌: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第一次亡国。有兴趣的可以查‘崖山之后无中国’这句话,真是血泪斑斑的警句。
宋朝覆亡,厓山海战中国整个精英阶层全部殉国,一脉相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由此产生断层,其影响深远延续至今。崖山之后,再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两宋300余年,一直都是重文抑武,在军事上屡受外敌之辱,常被称为“弱宋”。但全面的看待,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农业、工商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其成就超过了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明清,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抑制工商业的朝代,并且极力发展对外贸易。虽然不断的纳贡称臣,但国库岁收依然充裕,终宋一世,只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这应该是有其原因的。汉文明在宋朝时候,领先世界,富有人文精神,科技发达,也具有抵抗精神,在蒙古横扫欧亚大陆后,独立支撑数十年。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在北方有4500万以上登记人口,而在各地屠城以后,还不到7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保存到元末甚至明初。不排除有几百万人口逃到南方,以及死于瘟疫,饥饿的人口,那么也至少屠杀了80%以上,据记载,宋人到中原后发现,中原地区千里无人烟,白骨遍地,井里塞满了死尸而水不可饮。蒙古军队攻占长沙时岳麓书院的数百名书生全部壮烈战死,但3百多年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时身边只有一个太监,更别提什么陆秀夫般的忠臣了…..可以说中国的精英尽丧蒙元之手。此后汉文明再也没有振作起来,市民社会的发育,新型商业经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无从谈起,中国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机会。虽然百年后汉人复国成功,但继起的明王朝还是受到蛮族很大影响,大开历史倒车,无视生命价值,抑制商业贸易。汉人在遭遇北方骑马民族的重创后,开始变得保守,其统治阶级相比较宋朝统治者而言也更残暴,此后的数百年,面对外侮,大多数的汉人精神麻木苟且。中国文明垂世而独立,可以说是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外最大的原创性文明,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在南宋末年,崖山之战后,整体性亡于蒙元,我们文明的发展的积累被破坏,可以说,崖山之后,已无中国。时常想,古中华遗风,究竟会有何等的团结与彪悍,连相对柔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何时能再次拥有?南宋灭亡的时候,日本“举国茹素”来哀悼大宋的灭亡。元世祖忽必烈因日本此举,且倭主不来朝贡,造大船7000艘往攻,结果船队被暴风雨所摧毁,日本人从此将此风称为“神风”。二战中“神风敢死队” 即出自这个典故。明亡后,朝鲜和日本认为中国已亡,日本从此蔑称中国为“支那”。明治维新后,自认为华夏正统的日本曾打着“攘夷主义”的旗号发动甲午战争等对清战争。唐、宋、明时作为对中国文明衷心倾倒的两个附属夷国,日本和朝鲜至今因还因宗主国文化沦丧而对中国存有偏见。

崖山之后,再无中国——崖山海战纪念日:夏历二月初六 宋祥兴二年(1279)(元至元十六年)正月,张弘范兵至崖山。南宋残军与元军在崖门海域展开历时20多天的大海战,双方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千余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南宋灭亡。 “二月初六日晨,崖门海域风雨交加,元军发动总攻,宋军血战至黄昏,最终战败。太傅张世杰护杨太后突出重围,左丞相陆秀夫携少帝突围无望,遂杖剑驱妻子入海,并背负年仅九岁的少帝赵昺蹈海殉国。大宋后宫及群臣也纷纷投海殉国,七日,“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杨太后闻赵昺死,赴海死,张世杰葬之于海滨,亦投海殉国。宋遂亡。 : 易衣冠、亡天下——“剃发易服”纪念日:夏历六月十五日 明弘光元年(1645),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占领南明弘光政权金陵。六月初五日,多尔衮谕江南前线总指挥,豫亲王多铎,下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六月十五日,多尔衮谕礼部,通令全国剃发,“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七月,令,“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戊子年二月初六(2008.03.13),崖山海战729周年;六月十五(2008.07.17),剃发易服363周年。《春秋》之义,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为夷狄,则夷狄之。“中国”始终都是华夏,华夏始终都是进步文明的代表,而华夏也根本不曾以种族、民族划分。“崖山之役以下,中国已经没有一个统治集团有能力又有意愿全盘接手华夏文明,并加以发扬光大,因此中国正朔已断。 “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大约此意吧。也许日本人说的是对的:宋之前是中国,宋之后是支那。 蒙古军的屠城,杀掉北方百分之80的汉人,精英殆尽。明朝只算诈了下尸,可惜当年汉人的精气神全没了,我们没什么值得自豪的了,只愿有生之年可以凭吊崖山以慰不孝之罪!
崖山是中国一个值得回忆的地方,中国人应该认识它。南宋的大臣陆秀夫在国家将要被蒙元灭亡的时候,背着年仅9岁的少帝投海而死。一首诗歌可以表达我们对凄然收场的宋王朝的怀念。为了复兴宋室,一直不停奋战,但事到如今,已无力挽回了。”陛下,您是大宋的正统后裔,应该断然作出不辱没您血统的决定。”  “我明白了,你没有背弃我,并且自始至终侍奉我,太感谢了!” 陆秀夫面对少帝这种勇敢地态度,不得不强忍住眼泪。”陛下…”陆秀夫背起少帝,用带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蒙古军啊,将来有一天,继承我们遗志的同胞,一定会征讨你们的!” (译)
就这样,陆秀夫背着少帝,投海自尽,许多忠臣追随其后,据说达十万人之多。这就是南宋最后一战的崖山之战。南宋的陆秀夫死了……赵宋终结,古典意义上的中国也随之灭亡,中国第一次整体亡于游牧民族之手。这场战争的两个对手的来历都不平凡,赵宋的灭亡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改朝换代。内藤虎次郎(1866-1934,日本”支那学”创始人之一):宋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日本学”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谢和耐(JacqueGernet):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想必大家耳目能详,这是陈寅恪的话。
李约瑟: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
又是陈寅恪:”宋文化是华夏民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宋文化是今后文化发展的指南,我国民族文化的更新,必将走上”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的道路。” 既然这是文艺复兴,那么这样的复兴为什么在后来终止了呢?为什么没有如欧洲发生的那样走上持续复兴道路并进而走向新兴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近世的开始是怎样被打断的?那个继承她的弓马娴熟的所谓元朝为什么没有继起这样的文艺复兴?我一直思量,如果不是那个只知残酷虐杀汉人,欲变青天下所有的农田为牧场的元朝来统治中国,我们会面对怎样的中国呢?历史在我眼前渐渐模糊,仿佛永远也看不清他的真正面目。一声叹息。
宋朝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经济、科技最发达的朝代,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那个时代,中国占世界GDP总量要超过一多半。宋朝的经济实力、科学技术和文明程度在当时都是世界第一。对于中国而言,宋朝就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旺。中国文化到宋达到了巅峰。宋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管理的朝代,中国文化巅峰的时代,随着宋的灭亡而凋残。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其后蒙元和满清交替的异族入侵,带给华夏人民极大灾难和深重杀戮,这是二个野蛮对文明血腥征服的朝代;中间一个明朝,又是以保守自大、丧心病狂且腐朽堕落闻名的(如海禁、如明太祖诛尽开国功臣、明成祖夷方孝孺十族、明思宗碎磔刚刚血战解了京师围的袁崇焕)。因此在日本人的眼里,中国自宋以后就不再是他们崇尚的正源华夏文明了。不少国外 的史学家也将宋朝覆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即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

宋以后,特别是宋明相继覆亡于蒙元和后金满清手中时,汉人在经历了多次异族入侵、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后,华夏文明阳刚进取的民族脊梁基本被打断,勇烈诚信的人群几被杀绝,民族最优秀成分基本丧失,存活下来的都是“劣币淘汰良币”法则衍生出来的奴化人群,因此宋后社会总是充满太多圆滑世故的保命哲学。再经历宋明理学特别是明代以来的文化自我阉割后,剩下的古老中华文明基本属于一种散发着腐朽气息的文明,虽然古老,却是戗害着最优秀成份的一种老人黄昏式智慧。虽不无可取之处,却于历史大格局深有妨碍。宋是这样一个铭记了汉源正朔的朝代,跨越时空和今天的中国人有着不解精神文化传承。南宋之亡,内有贾似道、史弥远奸臣当道,外有刘整、吕文焕望风而降,否则蒙古人不见得能迅速摆平。须知,南宋是蒙古花了半个多世纪才灭掉的,其他国家,有几个可以抵抗蒙古人10年的?有明之亡,内有崇祯刚愎自用,外有吴三桂、洪承畴之流,尽管不乏忠义之士,但是史公可法的志大才疏,也是历史永远的遗憾。崖山之后无中国,历尽磨难的中国人作为整体,究竟在什么时候变得如鲁迅笔下形容得那般卑微、猥琐、没有气节,已经不可考,消失在历史的浊流中。还是那句话,在骂日本人乱改教科书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也要扪心自问,远到甲申,近至文革,哪次我们好好反省过。
两百年前,英国驻中国首任特使马戛尔尼说:“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两百年后的今天,一位台湾人愤怒的写道:这就是“辉煌灿烂的华夏文化”?这就是“坚强挺拔的汉族脊梁”?忘了成祖征大漠横扫北元的那份荣耀,却相信“农耕文化的懦弱性。”忘了国产红夷令倭寇闻风丧胆的那份自豪,却相信“古中国无科学。” “为官应直谏,为史应直书”的那份尊严,却相信“汉人奴性乃根深蒂固。”。在相信“清朝明君辈出,疆域辽阔,政策开明,国泰民安”时,为什么不活动一下生满铁锈的大脑,戳穿这面纸糊的窗户? 康乾“盛世”中人均GDP最高的时期,却被明末遗民视作“中产之家,尝旬月不观一金”的贫困末世。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章太炎《哀焚书》第五十八)。当代学者顾关元先生据海宁陈乃乾的记载,则认为所销毁的书籍是《四库全书》总数的十倍。因此才有了吴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的疾呼。  所谓“盛世”,实则一个尸横遍野、民不聊生,精神窒息、尊严全无的时代。此时的西方学者可以庆幸地说:“中国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此时的倭人可以幸灾乐祸地宣称:“华变于夷之态也”。“支那”一词应运而生。此时的高丽使臣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面对持续满清全朝的汉族暴动和起义,面对三百年经久不衰的“反清复明”的口号,面对高丽王国对“大明国崇祯帝”持续百年的秘密祭祀,责其“愚忠”成了殖民者一面薄薄遮羞布,为什么就没有人敢于将其撕去?听说“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朽最专制最落后的朝代”时,为什么我们不能耐心翻翻历史,而一定要妄自菲薄地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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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年前,有幸来访的西班牙人这样描述这个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文明:“他们首先是极其清洁,不仅在他们的屋内,也在街上。”“在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因此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始终有充分的大米供应。”“这个国家的男男女女都有很好的体质,匀称而且是漂亮的人,略高……他们对外国人很有礼貌。”在中国的其它省份,还有制作奇特和优良的炮……他们的炮特别好,我同意这个说法,因为我看过一些架在船上的这种炮,它制造的比我们的好,更加坚实。”
总之他们不留下一尺未种植的土地,你在全国看不到任何荒地或无收获的地方……“我们惊奇的看到那些贵人的良好风度,教养和高尚举止,还有他们在询问他们想知道的事情,以及他们答复我们问题时候的认真。”
四百年后的今天,西方学者这样评价这个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文明:“如果按照人们通常采用的标准,中国在17世纪可以说有过它自己的科学革命。”此时的中国有独特的教育体系。各类图书十分丰富。中国人富于文明和教养。”“这些(商业活动)都早于欧洲商业扩张时代,而且足以与之媲美。”
明代社会有无穷活力,这一点是必须记住的。” 汉人主导下的明代学术氛围,继承了以前所有由汉人主导时一样的严谨和开明。正是如此,才可能有黄宗羲等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潮;才可能有朱载堉等人“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的科学理想;才可能有徐光启等人“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的开放言论。也许再给这个文明一百年的时间,它将再次令世界为之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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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年前,贪婪的蛮族再一次踏入了中原,颤栗着看到了这一切。此时的这个文明正拥有着占全球七成的贸易额,世界第一的耕地面积、军工产值和船只总吨位。科学的种子正在种下,人文精神正在日渐觉醒。文明的光辉刺得他们眼花缭乱。) 野蛮人惊恐地发现,他们的铠甲在横飞的子弹面前不堪一击,连努尔哈赤本人也丧身于炮火。但最令他们惊恐的是那由两千年的儒、道、释文化熏陶而成的文化脊梁。
试问,有哪里个民族的皇帝可以在亡国时羞愧自缢,写下“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沉重语句? ‘试问,有哪里个民族的军人可以在城破被俘后,留下“城亡与亡,我意已绝,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宽大,万不可杀”的感人回音?

没有。当然,也没有哪里个民族皇帝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还说着“量中华之力,结与国欢心”的无耻字句。也没有哪里个民族的军人可以懦弱腐败到使名词“八旗”成为一个彻底的形容词。 汉文化是包容的,但不是精神的垃圾桶。游牧民族的陋习竟然从此被“兼收并蓄”,难道不值得怀疑?看罢历史,只能感叹,是来自通古斯的劣制文化的喧宾夺主,用丑陋的马褂和旗袍替代了高贵典雅的汉服,用奴性的冷漠和无耻替代了中华传统美德的一切。而这种遗毒仍在继续流淌。可以试想,百年后的中国人,为了纪念日军侵华欢的“丰功伟绩”,天喜地地拍起《裕仁大帝》、《大和盛世》、《日本帝国》。不可能?我不敢说。辫子戏”的迷你翻版而已。侵华日军的罪行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场场惨绝人寰,死者无不以数十百万记。明成祖时期全国人口为6659万人,到清世祖时期,全国人口只剩下1448万人。人口从明末的7000万锐减了近80%,约有5500万汉人惨遭屠杀。        冯玉祥说:“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然而,我们愉快地将其忘记,举行“清军入关360周年纪念活动”,在滴血的屠刀前高呼“民族融合”。次次剃发易服、圈地运动,份份“禁书令”、“禁海令”,场场动辄万人“诛九族”的文字狱,杀尽了最后一位有智能有骨气的汉人,抄尽了最后一本闪着星点思想火花的书籍。海瑞大胆直言的阵阵清风,顾宪成东林讲学的缕缕回音,徐光启浑天仪前踯躅的片片背影,都已从历史的长河中被抹去。只留下祸患百年的愚昧与奴性。大清律例》也说:“造卖印刷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买者杖一百,徒三年;看者杖一百。”想来,倭人的“奴化教育”也只能望而兴叹,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要自惭形秽。应该澄清的是,鲁迅批判“吃人的历史”实乃批判满清遗毒;五四先烈的文化革命本是要革“辫子文化”的命;真正的汉族文化早在三百年前便戛然而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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